最近一段时间，我经常在看《计算机六十年》。这个公众号上收录了很多同中国计算机发展的历史相关的文章，这些文章让我们了解了不少中国计算机早期发展的艰辛历程。我国老一辈的科学家、广大科技工作人员和参与当时科学技术管理的各级领导干部们的感人事迹和奋斗精神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特别是看了《计算机六十年》刊登的倪光南写的《我的良师益友王中田》一文，我感触良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了我的父亲王中田不平凡的一生。父亲许许多多的往事就像电影一样一幕又一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的父亲是一位有着强烈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老党员，同时也是一位热爱科学和追求真理的普通科技干部。他出身于山西晋中的一个富裕家庭。早年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他将自己的理想与生命置之度外，毅然放弃了准备出国留学的计划，投身到了中国领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奉献了他的一生。

  新中国成立后，我父亲在山西省晋中地区不同的地区担任过多年的地方领导干部。之后，由于他个人的意愿和国家的需要，经中央组织部的调动来到北京。到了北京之后，他先是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工作，担任过六室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计算所科技处负责人，以及之后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后改名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研究所）主管科研工作的副主任等职。作为从战争时期走过来的老党员，王中田深知自己的责任和使命，组织科学技术人员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为中国早期的计算机事业的发展献出了他的全部智慧和心血。我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王中田，原名王德兴，1924年12月8日出生于山西榆次城内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他是家中的次子，有一位年长两岁的哥哥，叫王德龙。他们的父亲王春武，既勤奋又能干，农商兼营，不仅把从祖上留下的家业经营的顺风顺水，而且从小就喜欢拜师习武，很快就娴熟了各种拳术。多年后，我爷爷由于武功高强，在当地颇有名望。爷爷的弟子众多，是一位受人爱戴，令人尊敬且有儒家风范的民间武术大师。因此，我父亲王中田和他哥哥从小就过着衣食无忧的富裕生活。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王中田的家乡山西榆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山西通了火车，榆次也有了电灯。我爷爷奶奶都带上了瑞士手表。我爷爷还给他们兄弟俩都买了一辆德国造的自行车，家里还摆上了瑞士进口的大座钟。不仅如此，在榆次还有了纺织厂、面粉厂。在父亲眼里，这么多的新鲜事物好像一下子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那时候的他对周围的这些变化充满了好奇。慢慢地，他知道了，火车、电灯这些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新鲜玩艺儿是由于瓦特和爱迪生这两个外国人发明的。于是，他开始梦想自己将来长大后也能成为像瓦特和爱迪生那样的发明家，给人们的生活和环境带来更多的便利。

  带着立志将来要成为发明家和科学家的梦想，王中田和他哥哥先后进入榆次小学读书。他的哥哥从小才资过人，文武双全，不仅意志坚强，而且颇有主见，从不盲从。他们兄弟俩从小感情深厚，形影不离。哥哥对他处处照顾呵护，关爱倍至，而他对哥哥也非常崇拜和佩服。当时的他经常似懂非懂地从哥哥和老师那里听到一些关于和科学救国的道理，这些爱国主义思想慢慢地就印在了他的脑海中，使得父亲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喜欢思考的习惯，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还一直担任班长。

  王中田高小毕业的时候，正值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大举进攻山西。父亲亲眼目睹了日军飞机轰炸山西太原和他的家乡榆次的情景，在街上也看见过，从抗日战场败下阵来的衣衫褴褛的官兵。

  那时候我大伯王德龙（王中田哥哥）正在读中学。在学校老师的号召下，大伯和很多同学们接受了的思想和主张，一起参加了八路军，走上了抗日前线。在大伯为了救国而弃学，参加革命加入八路军后，我爷爷也常常冒着生命危险，支援抗日，不仅给我大伯所在的八路军部队经费上的支持，还给部队送盐、毯子、粮食等等急需物资。由于大伯机智勇敢，战场上表现出色，不久就在抗日的最前线加入了，而且很快成长为一名八路军营长。后来根据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他被组织上派到地方加强地方抗日武装，并且任命为武委会股长，参加过无数次对日敌的战斗。不幸的是，我大伯1942年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被日寇抓获，但他坚贞不屈，没有说出一句日冦想要的信息。很快被日寇当众在大街上枪杀了，当时年仅二十岁的我的大伯王德龙就这样壮烈牺牲了，成为了一名为国捐躯的抗日烈士!

  战乱时的山西，学校全面停课近两年，父亲只好被迫休学。在那段时间里，他阅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名著和中国历史。

  两年过后，太原师范学校重新在全山西省考试招生，父亲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太原师范学校初中部。三年的初中学习，使他对自然科学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数学和物理这两科，他每个学期的考试成绩总是学校第一名。上完初中，父亲又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太原第一中学高中部。那时的他，暗暗地下了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可以上大学攻读理工科，然后成为一个真正的发明家。由于他成绩特别优秀，学完高一的课程后就直接跳级考取了北京一个全英文教学的理工科出国留学预备班。他告别了太原高中的同学和老师，独自一人，来到北京的学校（原址在全国政协礼堂旁），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封闭式大学一年级的数理化课程。这时，父亲感觉自己已经朝着科学家，发明家的目标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值得一提的是，从初中到高中再到出国留学预备班，父亲都获得了全额奖学金，包括学费、生活费及交通费。

  1944年夏末，当我父亲完成了所有留学预备班的学业，从北京回到太原准备出国留学时，原来上高中时的同学们找到了他，告诉了他许多关于八路军抗日的消息。其中有一个和他关系特别好的同学(后来知道他家位于在山西晋绥的革命根据地)，给他和同学们讲了很多关于和红色延安的事情。这样，父亲知道了延安是领导的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那里已经吸引了无数有志向有抱负的青年和学生。特别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延安还成立了一所为新中国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这些都让他和同学们兴奋不已，也让他们对延安产生了无比的向往。于是，我父亲改变了主意，决定与同学们一起投奔八路军，去延安，去延安的“自然科学院“上大学，放弃了原来出国留学的打算。他和四位同学商定，春节过后大家一起出发，约定先到一个老同学家所在的八路军控制区集合，然后再一起去延安。1945年春节过后，我父亲在没有告诉任何家人的情况下，与这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们踏上了去延安的道路。

  在去延安的路上，王中田和他的同学从太原一路上步履维艰，四处躲避，来到了晋绥边区通往延安的交通线上八路军控制区的山西交城县广兴村，作几天暂短休息。在那里，山西晋绥抗日革命根据地地下党的干部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那些日子里，他意外地读到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毛主席的论述，对他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他还看到了《新民主主义论》《社会科学概论》，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宣言》《联共党史》《国家与革命》等一系列的政治书刊。这些政治书籍使他的思想受到了巨大的触动。在那里，他目睹了革命根据地人民积极支持八路军的抗日热情，和军民团结一心，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那些日子里，晋绥分区的干部，也经常来看望他们这帮青年学生，问寒问暖，同时动员他们暂时不要去延安求学，因为晋中根据地更需要像他们这样的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参加抗战工作。地下党的干部还特别给我父亲讲了很多关于他哥哥王德龙的抗日事迹，这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改变了他继续去延安求学的计划。最后他听从了地下党干部的建议和安排，留在了当地山西晋绥八分区，加入到抗日战争的革命斗争中，开始了在吕梁山脉地区的艰苦战斗生活。为此，他还特别把自己的名字由王德兴改为王中田，中田的意思是热爱自己的土地，忠于自己的国家。

  王中田自1945年初投身革命后，组织上首先让他参加了晋绥分区敌工工作训练班。在这个训练班里，他又大量阅读了包括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三大名著等政治书籍，并接受了一个革命者要随时准备流血牺牲的思想教育，并让他了解了日军及其工作状况，学习了怎么样开展敌工工作，为可能被派到敌人的重要机关内部，在敌人身边为党的地下秘密工作做了每个方面的准备。在这期间，他也直接参与了抗日游击队的活动，后来组织上决定把父亲派到晋绥根据地对敌斗争的前哨，隔汾河与太原相连的五区任抗日农会秘书，青年救国会主席。1945年八月日寇投降后，我军全面转入反攻阶段，解放敌寇占领的广大国土。八路军逼近太原近郊，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斗争，迅速建立革命组织，王中田以高昂饱满的热情，配合晋绥区委积极开展和组织八个村庄的工作，还相继成立了农会组织，民兵等，在此基础上扩大地方武装。在有效的宣传动员下，很多青年都积极参加解放战争。王中田还深入群众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宣传工作，充分调动起农民的积极性，超额完成晋绥分区下达的征粮任务，有力地支援了前线。尽管敌人不断侵袭骚扰，他依然在五区坚持了一年多。王中田出色的工作受到了山西晋绥分区领导的充分肯定和表扬。在晋绥边区的革命斗争锤炼下，父亲由一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对社会，对政治一窍不通，只懂闭门读书同社会基本没有接触的青年学生，变成了一名全力以赴的革命者。

  1946年7月，父亲被调去晋绥八地委干训队学习，并于1947年1月加入了中国。入党的那一天，他把自己所有的贵重物品都交给了党组织，作为他的第一次党费。从当时开始，他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和国家。

  1947年5月王中田开始担任山西省文水县税务局会计。他没有辜负党对他的信任，总是全身心地投入和出色地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在这期间，因为处于解放战争紧张阶段，所以除了负责财税工作，父亲还常常被派去参加土改、征粮、宣传动员青年踊跃参军，组织支前队伍等，为太原战役做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准备工作。

  1948年8月至1950年2月王中田被任命为文水县委宣传部干事，1950年2月至6月任汾阳地委宣传部干事，1950年6月至11月任汾阳城关区委副书记，1950年11月至1951年7月任汾阳地委办公室干事，1951年8月至1953年10月任榆次地委办公室干事，秘书，副主任，1954年7月任榆次地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和检查组组长。

  1955年8月王中田被选送到中央第二中级党校(西安)学习一年。在党校期间，他大量研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废寝忘食地通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恩格斯和毛主席的著作以及中国和社会主义的建设方针及指导思想的文章。另外，他还学习了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哲学理论。通过这一些系统的理论学习，王中田大大丰富了自己关于中国的思想与理论知识，开阔了视野，使他的政治理论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政治素养和思想境界也得到了全面的更新和飞跃。中央党校毕业后，王中田回到了山西开始担任山西省榆次市地委办公室主任兼副秘书长、榆次市市秘书长等职。当国家开始第二个五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王中田又被任命为山西省晋中专区农村水利建设局局长，1959年又被任命为山西省晋中地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

  王中田在山西任职的后期，正值中苏关系十分紧张的时候。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苏联陆续从中国撤回了他们的专家和学者，使得当时我国的许多科技与工业建设部门陷入了非常被动的局面。当王中田了解到这一些状况后，他小时候的科学救国的梦想又一次被激发了起来。由于儿时心中的梦想以及对科学技术的兴趣，他萌生了想去国家科技领域工作的强烈愿望。1959年，王中田直接给中央组织部写信，要求到国家的科研机关工作。同时他也把自己年轻时的科学救国的梦想告诉了中央有关领导。中央组织部看到他的信后，了解到王中田曾经是一位对发明创造有志向的年轻学生，非常理解他的愿望并很快给予了正面的答复。1960年10月王中田正式被调到北京，回到了他年轻时出国留学预备班学习的地方。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计算所于1958年正式成立）。从此，王中田举家从山西榆次搬迁到了北京海淀区中关村。

  王中田到了计算所后，最初他被分配担任生活办公室主任。几个月后的一天，他突然收到通知去参加一个小型座谈会。到了之后，他才发现当时已经国内外闻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先生也在场，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华罗庚先生，通过深入细致的谈话，华罗庚先生知道了王中田的背景，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那天当时的计算所所长阎沛霖先生也在场，王中田和他们还一起讨论了关于计算机未来的发展趋势与面临的挑战。那次谈线月王中田被任命为当时刚刚成立不久的计算所第六研究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从此，他真正地成为了在科学技术事业第一线为党工作的科技干部。

  中科院计算所六室主要负责计算机外部设备的研发。当时我国的计算机研发技术事业刚刚起步，六室也是刚成立的新室，可以说一切都是处在摸索阶段，没什么经验可以借鉴。研究室里的科学技术人员几乎都是近期从全国各高校分配来的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包括从苏联留学回来的。研发计算机外围设备对王中田和大多数年轻的科研人员来讲都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大家都面临着许许多多的技术难关和挑战。从此，我父亲也就开始了他和计算机的大半生的缘分。

  父亲这位从战争时期走过来的老党员，深深地感受到了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他一边与科研人员一起工作，一边向他们虚心学习。虽然在行政上他是主任，但在科研工作中，他不懂就问，不明白的科研问题，就向身边的年轻知识分子请教，甘当小学生。他愿意吸收新知识，不断的提高和充实自己对计算机的认识，期间他还做了大量的科研笔记及经验总结。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虽然离计算所仅隔一条马路，但我们很少在家里见到父亲的身影。计算所的六室的办公室、实验室就是他的家，他把全部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了科研与科学技术人才的组织与协调中。他一会儿是做行政工作的领导干部，一会儿又是那些年轻知识分子的小学生。王中田就是用他的这份热情，以及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的情怀，感染和调动起了周围的每一位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成为了他们在科研工作中不可或缺的良师益友。在那个特别看重家庭成份和背景的特殊时代，王中田并没有因科研人员的家庭成份和背景而不去重用他们。他认为只要是对科研工作有益，对国家有利，就应该唯才是用，充分信任他们。

  那时，国家已经制定了科学技术十二年发展规划。王中田在担任六室主任期间，带领全室的科研人员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各种各样不同型号的研制任务。为计算所自行成功设计了119机、109乙机、109丙机（109丙机被用户誉为“功勋计算机”）、013机等大型计算机的外部设备，不但填补了我国上世纪六十年代这一计算机领域的空白，也为推动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进入新的台阶，为后来的大型计算机外部设备的研制和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国计算机的发展水平与国际水平相差并不明显。

  王中田是一位坚持在科技第一线工作的党的好干部，他经常说，“能够参与到计算机发展的具体实践工作当中，这是他一生的骄傲，也是在圆他自己年轻时的梦想，虽然工作辛苦，却乐在其中”。

  1964年初夏,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张劲夫和院学术秘书长、党组副书记杜润生来到计算所做实地调研和考察。在一个专门的会议上，张劲夫非常认真地听取了王中田的工作报告，听完之后对王中田的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赏，对他主持的六室的整体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这年国庆前夕，王中田收到了去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大庆活动的请帖。10月1日清晨，他胸前别着作为一名人民代表的红丝绸，荣幸地站在了观礼台上。这次的经历，王中田感受到的不仅是党对自己工作的肯定，也是国家对自己赋予了新的重托。从回来后，他更加忘我地、勤奋地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不久，计算所又成功研制出了111型通用集成电路计算机。这时候的计算机已从电子管发展到晶体管，进而发展到了集成电路，至此我国的计算机发展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王中田是中国的优秀干部。他不仅热爱科学，崇拜知识，同时忠实而又务实地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他善于团结科学技术人员，尽量让他们每一位都能够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使计算所六室为党和国家培养出了一大批计算机专家。很多从计算所六室出来的科学技术人员，后来都在国家各条战线上发挥了重要的骨干作用。他们回忆起大学毕业后来到计算所刚刚参加工作时的老领导王中田时，每一位的内心都充满着感激之情。

  我父亲曾经给我们讲过他与六室同事之间的许多美好的记忆。文革前，他记得有一次计算所在中关村四不要礼堂举行全所汇演，每个科室车间都要在台上表演节目。六室也表演了一个节目，由六室很多人在台上一起诗朗诵，以表现全室人员的团结一心。诗朗诵过后，大家把父亲请到台上，一起围拢在他身边。这件小事给我父亲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他一直感受到六室同事们的尊重和爱护，常常为此感到特别的骄傲与自豪。我父亲外表看上去很严肃，但他的内心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兼收中西文化的性情中人。他不但十分喜爱看晋剧，听山西邦子，还擅长太极拳。有意思的是，我父亲的华尓兹舞还跳的特别娴熟自如，我们都不知道他在哪里学的跳舞，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年轻时在北京留学预科班学的。

  作为六室的主任兼党支部书记，王中田处处给予六室的科学技术人员极大的信任和关怀，尽力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那时候，六室的年轻人都渐渐成家了，很多同事都是两地分居。我父亲总是想尽办法帮他们解决两地分居问题。记得还有一对刚留苏回来的年轻人，在北京没地方住，我父亲就让他们在我家住了一阵子。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王中田还想尽了各种办法去保护科技骨干。他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尊重知识分子的创造精神，即使在生活与政治都十分艰难的环境中，计算所六室的科学技术人员都还能够精神振奋，心情舒畅，团结一致，努力工作。在他的领导下，计算所六室科研人员出色地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各种计算机外部设备的研制任务，而且长期处在国家领先水平。

  由于王中田长期和计算机打交道，自然而然地就萌发了一个想法，如何能让汉字轻松地输入到计算机中，让计算机除了认识数字和字母外，也能够认识汉字。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先生后来回忆道，自己正是在王中田主任的鼓励下，开始研究和开发汉字输入技术，研发出了联想汉卡，填补了汉字输入计算机的空白。倪光南先生后来获得了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终身成就奖和中国计算机学会终身成就奖，并被中国软件协会评选为中国软件产业十年功勋人物。

  我们知道，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王中田从自己的科研领导工作经验中有了很多深刻体会，例如，他认为，在科研单位担任领导工作时,“即使自己不会演戏，但至少也要能听懂戏”。

  王中田作为一名员,主管科技的干部，不仅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而且也为提升个人的领导水平,孜孜不倦地学习现代科技，关注国内外科技的发展。这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不但有挑战，而且有一定的风险，常常会遭到许多非难和指责，甚至被扣上“只专不红”、“业务挂帅”等帽子。

  开始后，计算所也贴出了「王中田是只专不红的修正主义分子」的大字报，他是计算所第一个被贴大字报的科技干部，之后还被抄了家。抄家时非但没找到他们想要的“罪证”，却意外地发现，在他家的书架上除了许多王中田学习无线电和计算机知识的笔记还有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他自己注解的马克思资本论，恩格斯著作，列宁全集和毛主席著作。即使在那样挨批挨整的环境下，他已经靠边站,工作也中断了，但他也没有间断学习计算机和相关的技术。在文革的冲击下，王中田被下放到计算所食堂和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暂时离开了他难以割舍的计算所六室。

  1972年，当老所长阎沛霖在文革后期恢复工作又重新担任计算所所长的时候，王中田也被任命为计算所的科技处负责人，这让他有机会站在一个更高更全面的平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统筹协调全所的科研技术工作。他经常深入研究室和生产车间，同科学技术人员、工人一起讨论和解决技术问题。那时，他经常白天下到计算所实验工厂，深入车间调查了解生产情况和问题，晚上陪科学技术人员到实验室做各种实验，经常工作到深夜。

  七十年代初，计算机的多层印制板在国内刚刚起步，数控钻孔是必不可少的。王中田了解到计算机生产的这项技术问题后，亲自带领计算所一些科技骨干前往广州，与广州市数控研究单位进行合作，并为计算所引进了这种国产设备，成功地实现了计算所八层印刷板的精确钻孔和计算机的自动制造印制板。印制板科技的进步使得计算机研制技术的发展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为了调动车间工人的积极性，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王中田决定在实验工厂三车间(磁芯车间)和五车间(印刷板车间)实行小规模的奖金制度，这使得生产进度与效率大幅度的提升。他是文革后科学院在北京的各研究所第一个建议和实行奖金制度的领导。

  在王中田担任计算所科技处负责人时期，计算所还承担了大规模集成电路757大型向量计算机的研制，该成果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1974年下半年，国家工业部门和中科院组织大规模集成电路会战，计算所也是主要参加单位。1976年交付使用的013计算机综合体现了计算所在第三代计算机技术方面的科研成果与水平。该机为二机部九院服务了14年，稳定运行时间13万小时以上。

  那时，计算所有14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科技大会的重大成果奖。在那段历史时期，为满足大型高速计算机系统配套的需要，计算所还研制出多种型号的记忆磁心和磁心存储器、浮动磁头磁鼓、不一样的磁盘机、宽带磁带机、宽行打印机、静电印刷机、控制台、显示器、符合国际标准的五、八单位通用的纸带光电输入机、多种类型的直流稳压电源、不相同的型号的宽带示波器和取样示波器、八层印制电路板以及高速电流开关电路等等。这些成果在技术水平上均处于国内领头羊，其中许多设备和部件后来由工业部门接产。可以说，计算所的计算机研发工作的每一项进步，都有父亲这位科技处负责人的直接或间接的参与。

  1978年初，中国十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开展了文革后的拔乱反正。“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科学的春天来到了!

  1978年3月18日，北京风和日丽，王中田作为来自科学院的代表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这次科学大会是中国现代科技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根据计算机发展和国家科研战略发展的需要，以及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冯康先生的强烈呼吁，科学院决定筹建中国第一个国家计算中心。由当时的计算所所长阎沛霖先生负责各项筹建工作，把原计算所三室的算法研究和计算数学研究的人员从计算所分离出来，原计算所三室的工作人员，除计算机辅助设计和辅助测试人员外，其它三室的133人全部建制归划到新组建的计算中心。

  1978年3月，冯康先生被中国科学院任命为计算中心主任，王中田被任命为计算中心副主任，主管科研工作。这次工作的变动，是我父亲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也给他带来了全新的挑战。科技该怎么样发展。为什么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怎样更好地调动科技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是他那时常常思考的问题。

  冯康先生是世界杰出的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家，独立于西方创造了有限元方法，提出了自然边界归化和奇异积分方程理论，开辟了辛几何和辛格式研究的新领域，是中国现代计算数学研究的开拓者。

  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家与冯康先生是住在同一栋楼同一个门洞十多年的老邻居（北京中关村86楼乙门），冯先生住在楼上四层，我们家住在楼下一层。他常常在上下班的时候，顺便来我家同我父亲商量讨论工作上的问题。在我的记忆里，冯先生和我父亲一起工作时十分默契和融洽，我经常见他面带笑容地离开我们家。

  计算中心在成立初期面临着许多困难，人才缺乏，经费不足，甚至连一栋像样的办公大楼和计算机房都没有。王中田凭着自己几十年丰富的行政和科研管理经验，积极全力地配合冯康主任的工作，协调计算中心各个部门之间以及计算中心与科学院之间的关系和合作。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积极进取，大胆创新，渐渐地计算中心的工作全面走上了正轨。

  计算中心成立后有几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第一件事就是在全国招聘人才，形成一支高水平的应用与计算数学研究队伍和一些高素质的计算机软硬件的维护人员。他们也把数学研究所部分从事软件研究的人员合并到计算中心。中心人员的编制由开始的一百多人慢慢达到了四百五十人左右。

  第二件事是建立了面向市场的科研体制。科学科技也是生产力，王中田一直认为科学科技应该走出高墙、走向市场。改革开放初期，几乎每个科研院所的外围都有一道墙，冲破这道围墙是需要极大勇气的。王中田在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后不久，就着手组织科研骨干前往深圳、汕头和厦门等特区进行考察，通过充分的调研、讨论和分析，他们写出了一份考察报告，并由王中田向中科院领导做了口头汇报。在汇报中，他还建议集中科学院人才、资本、技术优势，建立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突破科技成果在国内的产业化的瓶颈。同时完善成果转化激励政策，构建更高效的科研、生产和创新产业链。

  第三件事是坚持激励与约束并重，为科研人员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为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王中田向院领导建议，之后也落实了在计算中心制定并完善了一套符合科研活动规律的分类管理制度。这一套制度不同于传统的对科研人员的管理方法，它强化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奖励制度，改革完善科研成果和科研人员的评估，并率先提出设立奖金制。这样一些管理制度现在来看已经司空见惯，可在当年中科院各科研院所中是极为少见的，可以说是别具一格。

  王中田的这些想法，是由于他本人思想敏锐并对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刻领会下产生的。他的这些想法，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很多后来也得到了实现，这也充分反映了他作为领导者的远见卓识。

  随着中国对外更加开放，王中田对美国的计算机技术也有了更多更广泛的认识和了解。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计算机技术发展迅速，为推动整个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例如，协助美国太空总署建立阿波罗11号资料库，完成航天员登陆月球计划，建立银行跨行交易系统，设立航空与铁路的票务系统等等。

  1979年，美国IBM计算机公司开始在中国发展，中国银行(香港)，沈阳鼓风机厂都引进了IBM超大型计算机。1979年12月，王中田带领计算中心的一个科技团队到美国IBM公司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考察和访问。他们参观和了解了分布在美国各州的IBM计算机在所有的领域的应用，这让王中田对世界计算机技术的最新发展和在广泛领域的应用有了更直观和更深刻的感受。

  在他面前永远只有一个原则，“个人的得失微不足道，一切以国家的科技发展为重”。王中田在科学院计算中心工作期间，他没有把自己的办公室放在行政大楼，而是更愿意与科学技术人员近距离的接触，所以他把自己的主任办公室放在了机房大楼，这样大家有问题时可以每时每刻找到他。不仅如此，我家也变成了他的第二办公室。差不多每天都有人造访我家，与我父亲谈他们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经常谈到深夜。

  另外，为了充分的发挥计算中心的计算机的利用效率，1983年初王中田发现一个可以让计算中心的计算机创汇挣美元的机会，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与美国一个公司签订了承接一个文字加工信息处理的项目，这一个项目需要很多录入员向同一计算机输入海量英文文字信息，为此他还亲自编写了一个检索程序，让计算机能快速找到输入员的输入错误，以便得到及时纠正。这样大幅度的提升信息输入的正确率。

  离休后，我们都以为他该好好休息了，可没想到他反而更加忙碌了。离休并未减少王中田爱好科技，痴迷计算机的初心。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为了跟上最新的科技，离休后，他积极参加多种培训班，特别是他积极参加多种培训班，特别是继续学习编写程序，了解软件系统如何应用，还经常在计算机前亲自调试自己编写的程序，以及了解每一种新软件的不同功能。他学习英文的同时，还热情参加和组织了科学院老科学家协会计算机分会的不少活动。他对当时国内一些主要的计算机发展趋势不以为然，提出过不少自己独特的见解，观点和建议，例如，他建议自主研发与进口一定要双向进行，不应该忽略自主研发。

  他凭着自己掌握的多种计算机程序语言，尝试编写各种不同的应用程序。我记得他编写过一个“微型计算机汉字打印驱动程序”，那时微机内存很小，一、二级汉字是固化在机器里的，打印时要将汉字按16x16点阵的方式逐点传输至打印，速度特别慢，等他调试完所有的程序后才发现了自己已经太落后了。随着微机内存的扩大，在开机初始化时就已经能把汉字全部调入内存，并且很快24x24和48x48点阵的汉字都出来了，除了仿宋字体外，什么楷体、隶书等等全都能打印，他自己编写的程序也就失去了实际的应用价值。另外,他也编写过其他不同的应用程序，甚至还曾经将微机与单板机结合。尽管自己写的程序没人用，好不容易开发出来的东西也不被人采纳，仅仅是有一些建议被部分人听进去了。仅此而已，可他仍然乐此不疲。

  王中田的一生，是活到老学到老的一生，“学习丶学习丶再学习”是他人生的座右铭。他离休后，除了继续学习计算机的新技能和提升个人的英文水平以外，还学习了审计课程并且取得了审计书。在中科院审计部门的统一部署和安排下，他多次被邀请参加科学院某些公司和研究所的审计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父亲的身体渐渐出现了问题，癌细胞悄悄地侵入了他的身体。接下来就是看病、吃药、住院，但他一直以乐观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与病魔作斗争，直到2000年7月8日离世。

  在北京八宝山举行的我父亲的追悼会上，许多原计算所六室和科学院计算中心的工作人员都来参加了，还包括不少从全国各地专门来北京向我父亲告别的。

  王中田的一生是为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的一生。他热爱党，热爱国家，鞠躬尽瘁，呕心沥血。他热情参加国家计算机的研发和对科学技术人员的管理和服务。他崇尚科学，尊重与爱护身边的知识分子。在他一生的工作中，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带头实干。他为人正直，宽厚，平易近人，生活极为简朴。他没有高等学历，也放弃了出国留学，但他在一生的各个工作岗位上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为我们的祖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贡献了他的全部智慧和心血。我们大家都知道，在科学技术的创新与研发过程中，不仅需要大批的专家、学者和精英们的共同努力，还需要无数默默无闻，脚踏实地热爱本职工作的普通干部。

  在2021年中国建党一百周年以及中国计算机发展六十年之际，回顾像王中田这样一位优秀的员，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对党和国家始终一颗赤子之心，时刻不忘热爱科学的初心，牢记一个真正的员的使命，对于当下中国的科技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