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发展新质生产力，突破了旧生产力格局在时空上的限制，推动先进生产要素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实现商品要素资源的共享与优化配置，推动产业分工和国际国内市场的拓展。作为新型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从信息提供、供求引导、激励机制、收入分配等诸多方面拉动或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大多数表现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等三个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内涵在于，推动供给升级与需求升级相互匹配。促进需求升级应聚焦于扩大有效投资创造新需求、改革收入分配机制、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及创新消费供给。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运用现代工业化思维和工业技术推动传统产业技改升级，促进产业迈向高端化，发挥优质企业在畅通供需循环方面的关键作用。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确指出，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努力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畅通高效的国内大循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尤其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以国内大循环和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支撑，形成“向内集聚资源”和“向外配置资源”的双向耦合效应，是在大变局加速演进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必然之举。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尝试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机制进行解释和论证。有的研究从自然因素切入，认为受物理空间的限制，两地之间会自然形成相互区隔的市场，而基础设施的改善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能够打破国内市场分割，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1][2]有的研究从制度因素着眼，认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受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在非正式制度方面，方言的多样性对市场分割存在潜在影响，使地区间资源配置发生扭曲。 [3][4]更多的研究聚焦于正式制度方面，有学者觉得，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是赶超型增长战略的结果。[5][6]有学者觉得，经济开放对国内市场分割产生不同的影响； [7][8][9][10]还有学者从体制机制出发，指出地方官员政治晋升博弈、行政边界效应、财政分权、司法独立、隐性补贴、地方官员任职的地区偏袒等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难以回避的难题。 [11][12][13][14][15][16][17]过往研究为我们全方位认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障碍提供了良好视角，但这些研究大多分布在在制度方面。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仅靠制度安排是不够的，还需依靠物质技术基础。否则，即便有再完善的制度保障，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实现也只能是建立在 “沙滩上” 的虚幻泡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022年4月，《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提出，“以高质量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加畅通，提高市场运行效率，进一步巩固和扩展市场资源优势，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作为高质量供给的主要力量，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与引领性，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键举措。然而，发展新质生产力仅靠技术创新远远不足，还需要一定的制度创新为其提供保障。否则，即便拥有再强大的技术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可能仅仅是昙花一现，难以持久。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度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创新驱动为本质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必须塑造与之相契合的新型生产关系。“需求引致创新”理论指出，技术创新属于一种追求利润的经济活动，受市场需求引导和制约。[18][19]内生增长理论把规模报酬递增纳入经济稳步的增长框架，从供给视角诠释了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过程中的规模效应。[20]经济学经典理论表明，建设超大规模的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从需求侧和供给侧共同对以创新为主导的新质生产力发挥作用。

  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并非两项相互独立的改革与发展任务。马克思主义理论阐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从某一种意义上说，新质生产力归属于生产力范畴，全国统一大市场则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发展新质生产力会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又会激励并保障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鉴于此，这篇文章着重探讨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双向驱动的机制与路径。

  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不一样的地区之间的自然地理环境差异显著，展现出各异的地貌和气候特征。为方便行政管理并确保治理安全，中国历代行政区划设置大致遵循“山川形变、犬牙交错”的原则。一方面，以大山大河大湖作为划分行政区域的界限，例如河南与河北、湖南与湖北、山阴与淮阴、衡阳与洛阳等；另一方面，为强化地区稳定和治理安全，防止地方借助山川河流阻隔形成割据势力，特意打乱自然地理单元布局的完整性。比如，汉中市在自然地理格局上与四川盆地在地形、气候等方面有一定相似性，与四川的联系确实较为紧密，但出于政治、战略等多方面的考量，在行政设置上被划归陕西。[21]因此，在便捷交通运输设施出现之前，地区间贸易网络和市场结构的直接决定因素是自然地理条件而非行政边界。自然条件依不同的地理特征，决定了各地的市场规模。[22]比如，在近代早期，重度依赖海洋、河流和运河交通且海拔差异较低的地区，市场规模更大，整合度更高。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旨在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广阔的范围内畅通流动。地区间的距离以及天然屏障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对经济联系和社会交流形成阻隔。近些年来，随着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跨江隧道、跨海大桥、移动电话、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全国各地已基本实现相互连通，极大地降低了距离的重要性，但这并不代表 “距离的消失”。对于交通、通信技术的持续探索与追求当是永无止境的。新质生产力的应用场景之一便是新型基础设施。以新质生产力催生新型基础设施，将进一步缩短地区间的时空距离，降低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凸显网络效应，提高市场交易效率，在打破自然性市场分割和技术性市场分割的过程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蒸汽火车、蒸汽轮船的发明和使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汽车、飞机、高速铁路等新型交通工具的出现以及电话、无线电报等通信技术的飞跃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期间以大规模集成电路、微型计算机和互联网为载体的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的提升，大大加速了人员和货物的流动，使地区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从相对孤立状态转变为相互开放状态，不仅促进了文化交流和贸易增长，而且为生产者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天地，连接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经济环节，加强了地区间的合作与竞争，提高了市场的供应能力和多样性，推动了国内市场和全球市场的拓展。

  竞争是市场效率的根源所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就是要充分的发挥市场在促进竞争方面的优势。然而，众所周知，既得利益获得者期望的是更少而非更多的竞争，以便能轻松的获得并保持控制产品价格的市场势力。 [23] 为限制垄断企业的这一策略性行为，政府可以制定高水平的竞争策略。此外，产业技术范式转移也可能使原有生产力格局下的优势企业失去垄断势力。所谓产业技术范式发生转移，本质上是破坏性技术的出现。但在破坏性技术出现时期，其技术与市场具有非常明显的不确定性，原有的垄断企业往往对旧范式的生产组织方式产生强烈的路径依赖，正常情况下不会选择对破坏性技术进行专用性投资。而专注于破坏性技术最优化的新进入企业，通常能够迅速适应新技术体系和市场秩序，甚至准确预测到技术发展的新趋势，迅速抢占市场先机，乘势进入新的细分市场，直到最后侵入主流市场，挑战现有垄断企业。比如，胶卷行业“霸主”柯达在数码成像技术出现后的破产、功能手机领导者诺基亚在智能手机兴起后的没落、中国等离子彩电行业领导者长虹在液晶电视席卷市场时市场占有率的严重丢失，等等。

  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不断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和新动能，这非常有可能打破旧的生产力格局，缓解市场资源固化问题以及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的企业垄断问题。比如，过去成长起来的某些在关键技术、品牌或渠道等方面拥有市场势力的垄断企业，或者一些具有网络站点平台控制能力的平台型双边垄断企业，有可能由于未能预见到技术范式转换对其可能会产生的巨大冲击和破坏效应并予以积极有效的回应，从而错失“赛道”变迁的机遇，进而终结了其在各自行业中的领导地位，严重的甚至会被市场淘汰，如此一来便无法长时期维持垄断，也就无法分割统一大市场。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扩大市场规模容量，持续培育并发展强大的国内市场。依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9358元，已连续3年超过1.2万美元，稳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然而，纵观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史，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2万美元时，通常呈现出“内需主导”的特征。比如，美国、德国、英国等发达经济体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2万美元时，消费率基本维持在75%以上；日本、韩国等东亚发达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2万美元时，消费率基本在66%上下浮动。2023年，我国消费率达到55.7%，与高收入国家发展相比存在差距，且有缩小的空间，必须进一步培育和激发国内市场的潜力。

  进一步培育和激发市场潜力，必须着眼于我们国家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渐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现实。一方面，推动居民收入持续提高，逐步缩小不同群体间、不一样的地区间以及不同宏观部类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持续优化收入分配格局；[24]另一方面，逐步优化产品服务供给结构，慢慢地加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促使供给和需求在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上达成动态均衡。

  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进一步打通市场效率提升、劳动生产率、居民收入增加、经营主体壮大、供给质量提升、需求优化升级之间的通道具有非常明显的推动作用。熊彼特将创新划分为五个不同的类型：新产品、新的生产方法（工艺）、新的供应源、开辟新市场、新的企业组织方式。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新产品和新市场创造和引领新需求，不仅为社会创造许多新的行业和岗位，增加劳动收入份额，增加居民购买力，刺激居民消费，而且为人类提供了新种类的商品和服务，带来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极大转变，释放出大量消费潜力，实现市场规模的扩张。

  世界工业革命实践的历史显示，功能完备的市场机制以及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乃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肥沃土壤与动力引擎。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技术革命性突破，大多出现在拥有超大规模市场的国家和地区。例如，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新兴的电学理论和电机制造技术发源于英国和德国，然而电机的完善以及电力的大规模应用却是由美国实现的。美国凭借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并一举超越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变成全球第一工业强国。

  从制度供给的视角来看，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有利于经营主体开展科学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的统一，完善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制度和社会信用制度等，这将会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起到激励作用。首先，在追求最大化收益的假定下，推动知识产权诉讼制度创新，畅通知识产权诉讼与仲裁、调解的对接机制，能够激励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进而获取具有排他性的垄断性创新收益。其次，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赋予不同身份经营主体以平等进入市场的资格，健全公平竞争制度框架和政策实施机制，有助于打破地方行政垄断壁垒，强化市场之间的竞争激励，增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源性动力。最后，加强知识产权信用建设，对知识产权领域中的失信行为加强惩戒，将有利于科学技术创新成果的扩散，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共同分担开发新市场的风险与费用。建立以信用为基础的科学技术人员创新失败的免责机制，保障科学技术创新容错机制有效运行，有助于消除创新主体对创新失败风险的担忧，提升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愿。

  从需求引致创新的视角来看，超大规模的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为新技术突破提供庞大的市场需求，诸如国家战略需求、行业发展需求和企业未来的发展需求等。这有利于分摊研发成本和产业化成本，降低创新风险，提高创新的预期收益。同时，通过影响市场结构、改善创新基础设施以及创新制度环境，对创新者的创新行为和研发投入强度给予巨大的利益激励，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持续动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产生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必然会引发市场规模和市场层次的变化，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创新空间。例如，中国高铁、电商、电力技术的发展虽然起步较晚，但凭借国土辽阔、人口众多所带来的巨大内需潜力，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真实的情况的赶超之路。

  用现代生产函数的形式看，新质生产力是目标函数，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则是决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变量。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利于畅通要素在跨行业、跨区域间的流动，吸引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进而优化要素供给结构，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技术、人才、资本、数据等高端要素。

  熊彼特创新理论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从来就没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进而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即现有要素资源的“重新组合”。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助于强化要素市场之间的深层互动与协同创新，推动更高素质的劳动者、更高技术上的含金量的劳动资料以及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实现优化组合，加快催生新质生产力。比如，在人才市场消除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与处置权、收益权之间的制度性分割，有助于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热情，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在长期资金市场切实落实好区域性股权市场与新三板、北交所的转板联通机制，加强多层次长期资金市场有机联系，有助于强化长期资金市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催化和增值作用；在技术市场建立相互连通的技术交易网络站点平台，推广技术成果市场化定价机制，有助于构建转化有力的新质生产力市场导向机制；在数据要素市场建立数据安全、权利保护、跨境传输管理、交易流通、开放共享、安全认证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有助于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引领性创新服务的支撑。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凭借成本比较优势，承担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环节，嵌入到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体系，中国经济由此迎来持续高增长的奇迹。一体两面，中国在GVC的国际分工地位始终不高，长期徘徊在高端附加值环节的外围。近年来，随着要素价格不断攀升，中国制造业的传统比较优势逐渐丧失。与此同时，在大国战略竞争的背景下，逆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使中国制造业面临发达国家 “高端回流” 与发展中国家 “中低端分流” 的双重挤压。如何避免过早的制造业外流，防止产业空心化，实现价值链攀升，从制造业大国迈向制造业强国，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较为可行的政策途径是通过产业梯度转移，构建以本土企业为主体的国内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NVC）。制造业内迁和产业链的延伸，无论是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还是对推动比较优势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转化，形成区域间的产业前后联系，进而与GVC实现良性互动，都具有积极可行的实践价值。[25][26[27]

  中国地域广袤，地区之间在生产要素禀赋、产业技术结构和经济发展阶段等方面存在非常明显的阶梯状差异，为产业格局的重塑与优化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然而，迄今为止，大规模产业梯度转移并未发生，“以胡焕庸线”为界，中国制造业空间格局依旧呈现出“东南稠密、西北稀疏”的分布特征。[28][29]超大规模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所带来的规模经济与网络经济效应，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壮大以及未来产业培育等提供了丰富的市场应用场景，还可以有效破除产业区际转移过程中出现的转移粘性和路径依赖现象，更容易形成和维持分工明确、优势互补、紧密衔接的产业分工体系，促使相关行业、企业拥有效率优势、成本优势，从加工制造逐步向研发、设计、标准、品牌、供应链管理等高的附加价值环节攀升，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提升，服务并融入全球产业循环。比如，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在全球化驱动的产业分工大背景下，美国基于其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通过技术变革、产业转移等方式持续获得产品的高的附加价值，成功实现竞争优势的动态演化，在全球范围内强化了领头羊。美国能够长期占据 “U” 型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原因主要在于其拥有雄厚的科学技术实力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一方面，美国的科技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超大规模市场的支撑与刺激，其庞大的国内市场创造了无数成功机遇，对全球各类高级创新要素产生强大的磁吸效应。另一方面，美国发挥主导作用的全球价值链体系是以其巨大的国内需求为基础的，凭借其超大规模的引力，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全球价值链的重组。

  供给与需求是经济内在关系中相互紧密依存的基本方面，二者互为条件、缺一不可。供给必须以需求为目标，而需求又必须依赖供给。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一定要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使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这一规律性认识，对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进一步培育和激发国内市场潜力的政策体系，持续扩大国内需求，有助于贯通生产、分配、流通全过程和各环节，进而倒逼供给结构优化升级与供给质量提升。

  第一，通过扩大有效投资创造新需求。一是优化关键领域基础设施结构和辐射带动力。提升交通、电力、物流、通信等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智能化、网络化、集成化水平，加强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多式联运，以织密覆盖“公铁水空”的物流通道网络为目标，系统布局物流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打通港口集疏运与产业集聚区的连接通道，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二是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形成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内生机制，建立政府投资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重点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完善激发社会资本投资活力以及促进投资落地的机制。

  第二，改革收入分配机制。首先，在初次分配中，既要注重效率，也要兼顾公平，建立劳动生产率提升与工资福利提升自动挂钩的机制，尤其是要在生产领域形成公平准入和竞争的环境，持续提高居民经营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30]其次，在再分配机制改革方面，调整并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如增加国有资本利润对居民的分配比例，促使居民和社会组织闲置的货币资金，投资债券、股票、供应链票据等，进而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资金支持。最后，加强完善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和社会保障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降低居民生活消费品的增值税率，减少对居民需求的“挤出效应”。

  第三，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地方政府考核体系进行改革，将过去各地相互竞争的考核导向转变为依据全国统一大市场原则，适度鼓励各个地区相互开放、协同发展，形成更加有助于企业跨区域整合要素资源的导向，消除区域间政策歧视，清理并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与做法，为企业未来的发展提供公平的市场环境。加快出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工作指引，促使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搭建全国统一的要素交易信息平台，逐渐完备价格发现机制，提升撮合效率与交易效率，推进各类要素交易规则、服务事项、数据交换等标准化，提升交易服务水平和协同监管水平。

  第四，创新消费供给。依托先进的技术能力，推动以线上消费为代表的新型文化消费发展，比如“云阅读”“云视听”“云赏乐”“云展览”“云旅游”“云演出”等。加大对线育场馆的智慧化改造力度，推广智能体育公园、智能健身房、智能健身步道等体育健康新产品，培育发展数字体育、在线健身、网上赛事、线上培训等体育消费新业态。鼓励研发智能家居、可穿戴智能设备、智能化电子科技类产品、虚拟现实产品、医疗电子科技类产品、服务机器人等智能消费品。

  以优化产业链供应链为基础发展新质生产力，以高质量供给适应引领创造新需求，有助于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

  第一，运用现代工业化思维和工业技术推动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升级。产业并无高低之分，只存在采用何种技术做改造的问题，不能将传统产业简单地标签化为低端产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进程中，不能草率地进行 “腾笼换鸟”、淘汰落后产能，而是要以国家标准为依据，通过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绿色化等方式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从微观层面来看，要培养国内客户的挑剔程度。精致需求型的客户向厂商施加高标准的压力，激励厂商进行改善、创新以及自我提升，从而进入更高级的市场区域。

  第二，促进产业迈向高端化，以更好地引导新消费。一是培养和引进高端产业的创新人才。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立足各类高等教育院校培养高端管理人才，针对不一样的高端产业从业人员的特点，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职业培训。积极吸引和聘用国内外高端产业创新人才，并探索建立由政府、高校和企业一同投入的高端产业人才培训基地、实习基地和研究基地。推动智力密集型的知识产权代理、诉讼代理、人力资源代理等高端中介服务。同时，政府和行业层面也要注重培养既懂生产又懂服务的交叉型人才，提高高端产业的服务和管理上的水准。二是以龙头产业为核心打造高端产业集群。充分的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深度和广度，鼓励并购重组推动有突出贡献的公司做大做强，带动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一起发展，避免政府不恰当招商引资会造成的高端产业链集群分散化、关联少，因此导致缺乏国际竞争力的现象，逐步形成高组织化水平且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端产业集群。三是进一步制定和完善高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包括财政、融资、土地、人才、激励等政策，实施精准扶持，打造一批国家级的高端产业集聚区，推动我们国家高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上占链、延链和补链。

  第三，发挥优质企业在畅通供需循环方面的关键作用。鼓励位于产业链下游或具有核心技术优势的本土企业，借助长期资金市场开展并购重组，打造具有巨大规模、长产业链且处于产业链终端的“链主型企业”。这种产业组织政策的选择将有利于公司参与畅通供需循环。大力培育双循环示范企业，在内外贸市场之间搭建起更高效快捷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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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江苏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技术创新中心路径与机制研究”（24ZDW001）。

  [作者简介]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孔令池，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